第十章 西方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方，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蒸汽机：改变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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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顾客的光临会让他们感到惊喜，但他们的确抓住了有利时机。第一个利用蒸汽动力的制造商是棉布制作商。
巨大的差距：为什么中国、日本没有发明蒸汽机、纺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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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考虑这一点，工业革命与历史上早期的改良运动就无异了。与早期其他迅速（或相对迅速）发动起来的运动一样，工业革命生产于历史上一个今天看雷并非特别重要的时期。自农业起源一来，主要的核心地带已经通过殖民和模仿等方式，经过整合并扩大了，边缘地区的人采用了核心地带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时它们还将核心地带的理念融入环境迥然不同的边缘地区。这一过程时而显示出后发优势：公园前5000年，农民们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谋生的唯一方式是灌溉，这样可以将这片平原变成一片新的核心地带；公元前1000年，当城市和国家扩展到地中海盆地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海上贸易形式；公元400年后，中国北方的农民向南迁徙，将长江以南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一片沃土。以上这些时期无不体现了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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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和中国宋朝失败的地方，西欧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那时产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技术不断积累。每次社会发展衰退的时候，一部分技术就会消失，不过大部分技术不会，几个世纪过后，一些新的技术又会加入其中。因此，同一条河踏进两次、同样的技术有新发展的原则继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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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积累，农业帝国现在已拥有高效的武器，这让俄国和中国清王朝关闭了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通道。最终，在17世纪当社会发展指数逼近上限时，第五个天启骑士——移民——并没有到来。核心地区也成功地应对了其他四大天启骑士，避免了社会崩溃。加入没有这一变化，18世纪可能会和公元3世纪、13世纪一样成为一场灾难。
第三，还是因为技术的积累，船可以将人们载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样，欧洲人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西洋经济体了。罗马王朝和宋王朝都没能建设一个可以如此促进商业发展的国度，因此，它们都不需要面对17~18世纪欧洲国家关注的那些问题。牛顿、瓦特等人也不一定就比西塞罗、沈括等人聪明，只是他们想到了不同的事情而已。
在突破社会发展指数上限方面，18世纪的西欧做的比以前任何社会都要好。在西欧，由于西北部区域国王统治力量更为薄弱，商人力量则更为强大，因而西北部发展得比西南部好。而在西北部，英国发展得最好。1770年，英国不仅薪水更高，媒资源更多、金融实力更强，而且那里实行了比其他地方更开放的制度（不管怎么说，对中上阶层的男士是这样的）。另外，由于英国对荷兰和法国的战争都取得了胜利，它也同时拥有了更多的殖民、贸易和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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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本（及南欧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这并没有激发他人和博尔顿一样用同样的激情去投资机器。在1880年，开一个雇佣600名中国工人的矿厂的成本预计为4272美元，差不多和一台蒸汽泵的价格一样。即使在他们有其他动力可供选择的时候，精明的中国投资商们通常仍会乐意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而不会购买昂贵的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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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生自己的工业革命，东方需要创造出一些与大西洋经济相提并论的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东方国家也可以产生出更高的工资，应对新的挑战，促进整个科学思想、机械修补技术的发展及廉价劳动力的诞生。
马克斯、恩格斯眼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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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50年，东西方核心区域间的相似性还是很明显的。先进的农业经济在东西方并存，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劳动力划分复杂细致、贸易网络密集、制造业不断增长。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富有的地主们坚信自己的社会地位、传统习惯和财富价值不会改变。每个地主都用详细的规则让他人服从，遵守礼节，每个地主都践行着文明的精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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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能源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感受到判断力的明确指引，但（只是）获得了一种普通的奖赏"。因此，塞缪尔·思迈尔斯（Samuel Smiles）在其维多利亚时期的经典作品《自拯救自己》（Self-Help）中解释到，"在早期，技术工业的产品主要是奢侈品，是针对少数群体的。而现在，最精致的工具和发动机都用于生产对社会大众的普通消费品"，这是因为人们对工业的投资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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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一过程显得分外清楚：西方的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同时用一种反常的节奏演绎着发展的悖论。资本家把劳动者仅仅看成"帮手"、磨坊厂和工厂里有血有肉却无足轻重的人物。同时，资本家也赋予了他们共同的使命，将其变成了革命者。马克斯、恩格斯总结道："所以，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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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委员会谴责城市的肮脏环境，国会禁止工厂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并将13岁以下的童工的每周工时限制在48小时以内。此外，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推广全民教育。
在今天看来，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改革家似乎是伪善的，但是采取切实的措施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具有革命性。这与东方核心社会的对比非常明显：在中国，工厂雇员数量仍然很少，有识之士按照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将亲手写的关于乌托邦改革构想的卷轴交至帝国官员的手中，这些官员同样保留了中国的传统习惯，那就是对此不理不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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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851年发表评论："在本世纪前50年，我们希望可以实现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件令人高兴并引以为荣的事。在过去的50年中，社会空前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进步之大令人吃惊。就文明的欧洲来看，在几个关键的地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不同之处还是很明显的，这比公元1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差异还要大。"西方世界迅速发展，把世界其他地方抛在了身后。
西方世界轰隆隆地前进，而东方世界却沉寂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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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虽缺少能够聚集资本的家族企业，但却拥有另一个优势：出售股份来为现代大公司募集资本，从而有效地将资产所有者和雇佣经理经理区分开来。这些雇佣经理能够自由地对生产流水线和新的管理科学进行实验。所有这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英国人看来是如此荒谬，但是在新的高科技产业，诸如化学工业中，知道一点关于科学和管理理论知识却能比只凭感觉产生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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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交通和通信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早在18世纪70年代， 亚当·斯密 已经意识到财富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劳动的分工。如果市场大，每个人都可以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东西并售出，用赚来的利润购买他们所需的其他东西。斯密推断，这种经营方式要比每个人自给自足的生产利润更高。他还认为，产生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是自由化：经济逻辑要求推翻阻碍人们沟通的那堵墙，让人们沉浸在"用货车装运、物物交换、商品交易的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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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统规章制度中关于人该如何穿着、谁值得崇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去做的规定阻碍了生产和市场的壮大，那么这些穿沟通还得继续保留下去。自由派理论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总结道："人类，个人也好集体也罢，有充分理由去干涉他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其最终结果是自我保护。这超越了他自己、他的身心，是个人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其他一切，人人都可以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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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西方的新特点正是：它越是高速发展，跑步行进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就越是使得其他国家跟随其路线，紧追其快速前进的步伐。
"复仇"号旗舰：西方对东方的压榨与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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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00年间，西方能源获取量只增长了2.5倍，但其军事力量却增长了10倍。工业革命将西方在社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变成了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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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贸易专员发现，市场的神奇力量无法奏效的地方，枪炮却可以做得很好，于是他将英国拖进了和中国的战争中。
东方的战争：日本冲到了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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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一个长期的范围内观察东方国家对西方统治的反应时，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种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那些在西方统治世界之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低区（如东方的核心区域）工业化的速度往往比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核心区域快；第二，那些避免了欧洲直接殖民的地区往往比沦落成殖民地的地区发展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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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对工业化的看法各不相同。就像在西方，一旦时机成熟，不管是伟人、文明人还是倒霉鬼基本上都不会出来阻挠工业革命的开展。但是，和西方一样，这些力量却可以决定哪个国家处于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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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府中坚分子面对的事实是：自由化是一个一揽子交易。他们戴上了西方的高帽子，穿上了西方传来的服装。一些人建议采用拉丁文字，其他人主张日本人学说英语。他们开始思考任何可能奏效的方法。而中国的清王朝官员的做法与此形成反差。清朝官员考虑的是各自集团的利益。46年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反对任何危及清朝统治稳定性的现代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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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裹足不前之时，日本正在赶超。1889年，日本颁布了一部宪法，给予富有的男性选举权，允许组建西式政党，创建现代政府部门。中国仅在慈禧太后在位期间钦定了一部宪法大纲，于1909年给予男性有限的选举权。日本将普及全民教育列为重中之重。到了1890年，2/3的日本男孩和1/3的日本女孩接受了免费的小学教育，而中国最终并没有进行全民教育。两国都于1876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但是上海政府于1877年拆毁了铁路，因为担心叛民会利用铁路进行不法活动。1896年，日本有2300英里的铁路，而中国仅有370英里。这种巨大的差距还体现在钢铁、煤炭、蒸汽机的拥有量及电报线路的数量上。
纵观历史，核心地带的扩张通常会在边远地区展开激烈的战争，这将决定边缘地区的哪一部分会抵制（或同化）大国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雅典、斯巴达和马其顿为争夺波斯帝国的边缘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战争。在中国，随着核心地区在黄河流域的扩张，楚、吴、越三国在南方同样展开了争夺战。19世纪，当东方成为西方的边缘地带时，争夺战再次上演。
世界大战：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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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一些学者认为，大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经济联系得太紧密。如果战争发生，所有国家都会受损，因此它们会阻止冲突产生。但是，到1918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只有那些有效利用广阔而多元经济形式的国家才可以在20世纪的战争中求得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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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9年，世界上超过了1/3的大陆面积和约1/3的人口在英国和法国的掌控之下。
东西方的竞争：生活从来没有这样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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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所有有机体一样，人类吸收了过多的能量，并将其用于繁殖后代。20世纪，随着食品供应的增加，世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人类没有将全部能量用于哺育新生儿，而是将其中一些能量存储于自己的身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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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一样，革新者是精英里面的边缘人物——在优化计算机上，这个人不是来自信息时代大放光彩的IBM，而是如史蒂芬·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一样，来自诸如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郊区的修车厂这类地方。沃兹尼亚克及其商业伙伴史蒂夫·乔布斯带领一帮思维怪异的朋友，用仅有的91000美元启动资金，在1976年推出了他们第一代苹果电脑。到1982年，苹果的销量达到5.83亿美元，随后IBM发明了个人电脑与之竞争。那时，哈佛大学的辍学生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创立了微软公司，重新部署了西海岸的办公、生活格局。计算机化推广到了每一个办公室、每一户家庭，计算机一年比一年便宜、方便，而且功能也变得有趣多样了。
在颠簸中前行：中国的发展转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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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讲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格言，他毫不含糊地面对了对中国最为不利的事实：人口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为了使每年进入社会求职的人都有饭吃，中国的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的增幅，且至少持续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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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鼓吹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是一种谬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致富不是罪过。
刮东方还是刮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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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和平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接受西方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东方人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为自己所用，转化巨大的人口压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在全球秩序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